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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卫平，祖籍湖南省湘潭县，1961年8月30日出生于温州。小学就读于双屿小学，1973年就读于温州化工厂子弟中学（今温州十八中学），1977年考入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1984年考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94年由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方卫平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中青年学者之一。1981年开始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1993年出版第一部个人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陆续出版有《流浪与梦寻——方卫平儿童文学文论》、《儿童文学接受之维》、《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法国儿童文学导论》、《逃逸与守望——论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及其他》、《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4卷）、《儿童文学的审美走向》、《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童年·文学·文化——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论集》、《无边的魅力——方卫平儿童文学论集》等；与人合作主编有《新语文读本·小学卷》（共12册）等；曾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省“八五”规划社科重点项目一项，曾获省政府颁发的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奖、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曾宪梓全国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三等奖、浙江省青少年英才二等奖等，1996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方卫平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儿童文学系主任；并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编委、意大利《教育史与儿童文学》（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杂志国际学术委员、马来西亚《孩子》杂志教育顾问；先后担任台湾台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浙江省第九届人大代表、浙江省第九届政协委员。系浙江省高校首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二层次）。
“六一”儿童节前夕，我读到一则短讯：
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方卫平教授选编和评点的《最佳儿童文学读本》自去年出版以后，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印刷了7次，最高单本发行量达到近20万册。记者从浙江省的一些新华书店了解到，《最佳儿童文学读本》目前已处于脱销状态。
看到方卫平的名字时，我立即想起了几位读者的推荐，他不就是温州人嘛！
漫步温州大大小小的书店，儿童图书柜前总是人头攒动，人流如织。教师、家长对儿童文学十分的关注，几乎每天都在诞生新的话题。旧有的儿童文学观念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新的文学现象则层出不穷。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抑或是小读者还是家长，对这些变化都显得有惊有喜，又有点无所适从。从而也给我们的访谈酝酿着新的话题。
“六一”书市少一本书
金：“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看到了有关你的报道，特地采访你。由你选评的《最佳儿童文学读本》十分热门，深受小读者的喜爱。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套书的，其中是否表达了你的学术思考？
方：2008年春天，明天出版社为我提供了出版三册一套的《最佳儿童文学读本》的机会。在这套书的选择和编排上，我采用与其它选本不同的手法，不仅打破了体裁、时间、国别等通常的分类方法，而且还将古老的、经典的作品和当下的作品，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按照主题或者题材构成一个整体，甚至有一些是“佚名”作品也编入其中。
为了配合作品，我编写了数万字的关于文学审美和语文学习方面的导读欣赏文字；在点评的具体内容设计和文字表达上，则以文学欣赏的美学提示和熏陶为主要方向。希望借此对读者的阅读提供一些参考，同时也表达一点我自己的儿童文学理念和审美趣味。
去年暑假，广东省教育厅、济南市教育局等单位都将这套书列入了暑假小学生阅读和征文的推荐书目；在《中国新闻出版报》“7月新书推荐榜”上的少儿类图书排名中，《最佳儿童文学读本》全套三册《树叶的香味》、《永远的布谷鸟》、《为我唱首歌吧》都上了榜，排名分列第一、第三、第九名。京、沪等地的《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文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对这套读本进行了评论和报道。
金：“六一”节，在儿童图书市场上看不到你的《最佳儿童文学读本》，这也是个小小的遗憾。现在温州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眼下赚孩子的钱最容易。这是因为不少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在孩子身上花钱最大方。因而书店里儿童图书柜台前是最热闹的。我们都有体会，一本好的儿童读本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您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多年，也编选过儿童文学读本，您认为家长应该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书，也可以以你编者的角度，谈谈一本优秀儿童文学选本应该是怎么样的？
方：从普遍的编选立场和要求上看，我认为，好的儿童文学选本主要应该符合这样一些要求：一是独特而清晰的编选理念，这些理念可以涉及和包括人文、美学、读者等方面的观念和立场设定；二是要有广阔的视野和独特的选文呈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儿童文学的选本工作就是在儿童文学的艺术海洋中去寻觅、打捞、拣选那些散落或被遮掩了的文学珠宝。因此，破除既成的文学史定论，力求发现佳作、创造未来的经典，是一个选本成败的重要标志之一；三是要有妥帖而富有创意和想象力的选本编织、呈现方式，这其中即包含有编选者的智慧，也常常渗透了出版者的心血。
很显然，好的选本也对编选者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例如，鲜明、透彻的编选眼光和工作理念，广博深厚的专业素养和阅读积累，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的专业精神和责任感，可以信赖的宏富的资料储备和编选技术保障，等等。从目前一些选本的编选实际看，我认为，眼光和态度对于编选者的工作来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要求和质量保障的条件。
儿时痴迷读课外书
金：鲁迅先生好像说过一个观点，考察一个时代文学状况，某个时代的风气，最重要的材料并不是那个时代的评论，而是那个时代的选本。我想，你的选本也能体现我们时代吧，大概就是绚丽多姿吧。
读儿童文学的时光是人生美好的时光。儿童文学作品给我们添加了想象的翅膀，在美妙的世界里遨游。你能告诉我，你的童年是否生活在儿童文学的花园里？
方：当然，我的童年也有特别深刻的记忆。我父亲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从部队转业来到温州化工厂工作，母亲也从湖南老家调到当时的温州城区近郊担任小学教师。我的小学就是在温化生活区所在地的双屿小学读的。当年的班主任林芬芬老师，对我写作的最初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陈风燕、项文星、张晚秋、陈丽丽等老师，都曾经给我难忘的印象。1973年小学毕业，温化正好创办了子弟中学，我成了这所中学的第一批学生。初中时代虽然恰逢“文革”后期，但当时老师们的敬业精神，是我少年时代最难忘的记忆之一。我的班主任是丁孟川老师，是位非常热爱学生的老师，他对我学业上的指导和鼓励成为我人生中的珍贵记忆之一。已故的体育老师徐奇老师，我因为他而爱上了体育和体育锻炼，也从他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温州的历史和文化常识。还有吴超富、王慧明、曾跃远、童云熙等老师，都曾经给我以不同的关爱和滋养。我的少儿时代几乎恰好与“文革”十年相伴随。在一个懵懂的年龄，我记忆中收藏的是请红宝书、“天天读”这样一些事件和场景。
我的书柜中至今仍保存着《闪闪的红星》《渔岛怒潮》《向阳院的故事》《新来的小石柱》《虹南作战史》等等“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除了《虹南作战史》，这都是一些曾经让我和我的童年伙伴们甚至是长辈们读得如痴如醉的作品。记得有一次，邻居一位杨姓同学的父亲把《闪闪的红星》还给我时，满脸喜悦地告诉我说，这本书他读了两遍。
金：现在看这些书，我想只能说“开卷有益”吧。你对儿童文学的研究是不是与少儿时代读了这些作品有关，你是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儿童文学的研究的？
方：1977年，正当我高中毕业，心里盘算着如何打点行装，到哪个山村水乡插队落户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考入了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即后来的宁波师范学院，现已并入宁波大学）。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开始启动，也是文学新作不断给读者带来惊喜的属于文学的时代。文艺学学科成了我的首选。大学一年级，老师的文艺理论课，曾让我陶醉不已。这门课结束时，我以九十六分的考试成绩位列全班第一。这使我误以为自己具有从事文艺学研究的潜质。从大三到大四，我一边思考，一边摸索，一边尝试性地开始了文艺学方面的学术性文字的练习和写作。记得第一篇“论文”题目是《创作方法的质的规定性不能取消》。一万余字的稿子写完后，忘在了课桌上，被班里一位同学发现，他当着许多同学的面惊呼“方卫平在写论文！”羞得我无地自容，心想真是太丢人了。可是从此以后，我却迷恋上了这样的与文字的亲近和搏斗，又陆续写下了《柏拉图文艺观点刍议》等约二十篇学术性练习文字。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宁波镇海一个小镇上的骆驼中学任教。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读书时代的学术理想之间，不免有了一点小小的抵牾。这年春天，大学同班的周耀明来到我工作的中学，我们促膝长谈，直到天明。他问我对儿童文学研究有无兴趣，我说好啊，可以试试。就是那个春天的一夜长谈，确定了我此生的学术归宿。2年后我考取了浙江师大儿童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蒋风先生。
新媒体的影响两面看
金：在你的学术生涯中，你觉得最满意的成果是哪本著作，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方：最满意的作品说不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是我花费精力比较大的一部著作。1985年7月，文化部在昆明召开“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规划会议”。会议的话题和发言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许多撞击和思索。我觉得，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展望和规划，应该以对历史和现状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自身所处的历史位置和理论起点，儿童文学理论的未来建设才可能成为一种清醒的、自觉的理论活动——而会议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讨似乎不很充分。回校后，我把自己的一部分热情投入到了中外儿童文学史，尤其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工作之中。1992年7月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的写作。
金：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童年生活和童年品质的变化，读图时代、网络时代的降临，流行文化、商业文化的强势侵入，都使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和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你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方：其实，你说的现象就是新媒介对传统阅读的负面影响，如导致“放弃深度,追求速度、广度、利益度”的“快餐式”阅读、影响读者想象力的释放等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但也要看到，新媒介对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有着正面影响。譬如,新媒介加强了孩子们自主选择儿童文学作品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评论或与作者进行对话交流,使他们更直接、更迅速、更有效地介入儿童文学的创作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
国内外的调查显示,当代儿童对于纸质阅读的兴趣在普遍下降,对于电子环境的适应力和喜好则不断加强。我认为,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新媒介环境影响下儿童文化的创造,通过把儿童文学作品转换成诸如电子书等电子形态提供给儿童,重新唤起孩子们对文学的兴趣。
采访对象：方卫平 儿童文学理论专家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儿童文学系主任（简称方）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简称金）
题图由方卫平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