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一代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不准备再回农村，希望能够像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先前，提及“农民工”这一概念，很多城市公民自然而然地把它与“衣衫褴褛”、“灰头土脸”等存有“傲慢与偏见”意味的不雅之词联系起来。时过境迁了，农民工的后代们无论是穿着打扮抑或是行为习惯开始与城市人一样“体面”，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的是“都市候鸟”般的情结，在城市里的归属感和被接纳程度的提高还存在很大空间。尽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被人歧视并非仅仅在于“农民工”这个称谓，但是他们所承载的思想包袱却大抵都源于此。
新一代农民工与城市普通居民在行为方式层面的“鸿沟”渐渐缩小是一个无需置辩的事实，驻足于现代都市街头，仅凭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已很难在几个年轻人中甄别孰是“农民工”孰是“市民工”。他们的区别仅局限于户籍的农业与非农，可在福利待遇、社会保障、阶层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却相去甚远。这看似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背后牵涉到的却是公民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大问题。与城市人一样，农民工也是国家公民，理论上他们应该享受到同等待遇，但坚硬的现实每每让他们黯然神伤，制度性羞辱、地域性歧视等等，均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屏障。在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之下他们还很难从农民、农民工的范畴中挣脱出去。
应该承认，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想“毕其功于一役”旋即将之解决确实还存在困难之处。但至少从称谓甚至是口气上多一份体谅和关怀，却也不难办到，这也是对农民工这个尴尬群体的一种慰藉。去年7月，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认为，农民工的概念不久将消失。今年1月，重庆市代市长黄奇帆也表示，随着机制的转变，重庆以后将没有“农民工”的称呼。从农民工转变为新市民他们已期待良久，虽然在他们自己辈没能实现，但可以期望到子女辈上将不再如此。